很多人问，学中医为什么一定要学《伤寒论》，这些经方很多中医也不用？

其实，《伤寒论》提供一百多个临床常用经方固然重要，但这并非其最大贡献，其真正精髓在于系统阐述了中医复杂性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。临床诊疗不仅存在辨证论治与对症疗法之分，辨证论治自身亦有一般性与复杂性两个层次，而后者所包含的变法思维、恒动思维、相对性思维、整体性思维、联系性思维与逆向思维，正是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的核心价值所在。对症疗法虽可取效，却难以体现中医学的理论高度，也不是六经辨证的精华；真正能解决疑难复杂疾病的，唯有六经辨证这一复杂性辨证体系。《伤寒论》以动态变化的疾病观贯穿始终，强调病证的传变、转属与“随证治之”，并将常法与变法融会贯通，使其成为培养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最佳教材。

名医陈修园一生潜心研习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，用功之深、体悟之切，在近代伤寒学研究中独树一帜。他反复研读原文，参校诸家注疏，再结合多年临证体会，逐步形成既忠于仲景原旨、又便于后学掌握的学术体系。在《长沙方歌括》“小引”中记述“公余取《伤寒论》原文重加注疏”，可见其对经典的珍视与反复锤炼之功。为便于传播与实用，又嘱长子陈蔚为己所注《伤寒论》编配歌括，使理法方药更便于临床运用，体现出其以教学与实用为核心的学术追求。

围绕《伤寒论》的研究，陈修园先后撰成《伤寒真方歌括》《长沙方歌括》《伤寒医诀串解》等多部著作，从条文诠释、方义阐明、临床运用等多个层面，系统阐发仲景学说要义。对《金匮要略》的整理亦是数易其稿，反复修订，务求精当。其学术特点在于尊经而不泥经，重视原文之“法”，更强调方证对应与临床验证，使经方真正落实到临证实践之中，对后世经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再讲讲《伤寒论》的学习。

例如，在太阳病的分类问题上，历代医家多以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作为太阳病的基本类型，而对麻桂合剂类方及部分特殊方证重视不足。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、葛根汤证、竹叶汤证等，多被零散处理，未能在太阳病体系中获得明确定位。直到曹颖甫、姜佐景在《经方实验录》中将葛根汤证列为太阳病中的第三类，即太阳温病类方，方使这一认识逐渐清晰。由此可见，太阳病结构在近代经方学中仍不断被重新认识与完善。

结合《伤寒论》原文、历代注解及长期临床验证，桂枝麻黄各半汤证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、葛根汤证与竹叶汤证，均应纳入太阳病的基本范畴。此数类方证在病位上同属体表受邪，在发病机制上均与风寒（或兼温）袭表、营卫失调密切相关；在症状变化、病势演变及预后转归方面，亦与桂枝汤证、麻黄汤证呈现出连贯而清晰的层级关系，因此从整体结构上将其统一纳入太阳病，更符合六经辨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。

太阳病诸证的核心病位在表，其共同特点为外感邪气束表，卫气失于宣通，营卫失和。

桂枝汤证偏于营卫不和，麻黄汤证偏于寒邪郁闭，麻桂合剂类方则介于二者之间，兼顾发汗解表与调和营卫之法；葛根汤证在太阳表证基础上兼及项背强痛，提示经脉拘急；竹叶汤证则多见于表邪未尽而内有轻热，呈现由寒向热转化的过渡状态。由此可见，太阳病并非单一形态，而是一个由轻入重、由表及里的连续谱系。

以桂枝汤证为例，其条文指出“太阳病，发热汗出，恶风，脉缓者，名为中风”，明确了其病机为风邪袭表、营卫失和。主症表现为发热、汗出、头痛、恶风、脉浮缓。治当解表和营，以桂枝汤温通营卫、调和阴阳。服药后辅以啜热稀粥、温覆取微汗，意在借助谷气与温覆之力推动药效透达肌表，使邪从汗解。

总之，学习《伤寒论》，是因为《伤寒论》不仅是一部治病之书，更是一部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教材，其教学目的不在“授鱼”，而在“授渔”，引导学习者以动态、整体、变化的观点认识疾病、分析疾病、处理疾病，并始终以临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